第八章 东林崛起

当年明月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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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,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,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

    首辅走了,日子却还得过。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,但这人实在太软,谁都敢欺负他,上到皇帝,下到大臣,都觉得他压不住阵,于是皇帝下令,由大臣推荐首辅。

    于是幕后人物顾宪成出马了。

    顾宪成,字叔时,江苏无锡人。万历四年(1576)参加乡试,考中第一名解元。三年后去考了进士,成绩平平,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。当官后,他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,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。

    比如张大人病重,大家都去上疏祷告,他不去。别人看他不上路,帮他署了名,他知道后不肯罢休,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,那是相当执著。不过这也没什么,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,不缺他一个。

    等到张居正死了,他就去了吏部,但也没升官,还接着当六品主事(正处级),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。

    总之,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一年(1593)京察时,孙鑨是吏部尚书(正二品),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(相当于司长,正五品),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(副手,从五品)。

    万历八年(1580)进入朝廷,就当六品主事,混了十三年,才升了一级,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

    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,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(实左右之),不服都不行。

    更为神奇的是,事情闹大了,孙鑨撤职了,赵南星回家了,连王首辅都辞职了,他却是岿然不动。非但不动,还升了一级,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。

    之前说过,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,是吏部第一肥差。根据史料的记载,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,遇事不转弯的人,如此个性,竟然能捞到这位置,实在有点不可思议。

   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,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,吏部没有部长,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,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。顾宪成反对,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。

    最终任命结果:吏部尚书陈有年。

    你要知道,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,是内阁首辅、建极殿大学士,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,从一品。而顾宪成,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。

    王锡爵的后面,有万历撑腰。顾宪成的后面,什么都看不见。

    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,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,然而事实告诉我们,顾宪成赢了。

    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,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。

    我认为,在那片黑暗中,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。

    很快,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。

    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,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,上疏推举人选。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,但奇怪的是,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,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,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。史料上翻来覆去,只有他的光辉事迹,似乎吏部就他干活。

    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,差点没把桌子给掀了。

    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,第一个就是王家屏。

    作为吏部官员,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,竟然还要推荐此人,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。

    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,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。

    明代的官员,虽然罢官容易,升官倒也不难,只要过个几年,时局一变,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,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,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。

    可谁也没想到,顾先生这一走,就再也没回来。虽然把这人开了,万历很有点快感,但由此酿成的后果,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。

    自明开国以来,无论有多大能耐,无论有何背景,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,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,慢慢地就边缘化了,然后走向同一结局——完蛋,从无例外。

    例外,从顾宪成开始。

    和赵南星一样,自从下野后,顾宪成名气暴涨,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,虽然没啥效果,也算捧了个场。不久之后,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,三个人一合计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就讲学吧。

    这一讲就是三年,讲着讲着,人越来越多。于是有一天,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:

    “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。”

    其实地方是有的,在无锡县城的东头,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,但年久失修,又太破,实在没法用,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。

    七年后,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,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,听说此事,大笔一挥就给办了,拨出专款修缮此地。此后,这里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东林议政

    在顾宪成被削职为民后,与高攀龙、钱一本、薛敷教、史孟麟、于孔兼等人开始了东林讲学,“每岁一大会,每月一小会。”当时被时政困扰和被当局排斥的士大夫学生等往往不惧辛苦,远道前来旁听,人多到“学舍至不能容”。这些文人们讽议时政,裁量人物,在朝的官员竟然也遥相应和。后来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也相继到此讲学,论政事。此即是东林党的议政之始。

    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,实事求是地讲,确实也就是个书院,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,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,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仰,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徒,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。

    无数人的命运,大明天下的时局,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,最终确定。

    最后一根稻草

    王锡爵回家去养老,顾宪成回家去讲学,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,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。

    这就真叫害死人了,因为赵志皋压根儿就不愿意干!

    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,隆庆二年(1568)中进士,先当翰林,再当京官,还去过地方,风风雨雨几十年,苦也吃了,罪也受了,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,实在没啥意思。

    更为重要的是,他个性软弱,既不如申时行滑头,也不如王锡爵强硬,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,一贯欺软怕硬。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,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,光是来找碴儿的,都够他喝一壶。

    对此,赵先生十分清楚,所以他主动上疏,不愿意干,情愿回家养老。

    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,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,你要走了,我怎么办?

    无奈,赵志皋先生虽然老矣,不太能饭,但还是得死撑下去。

    于是,自万历二十二年(1594)起,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。具体表现为,不想干,没法干,却又不能走。

    说起来,他还是很敬业的,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,外面打日本,里面闹册立,搞得不可开交。赵大人外筹军备,内搞协调,日夜加班忙碌,干得还不错。

    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儿面子都不给,看他好欺负,就使劲欺负,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,天灾了有人骂他,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,甚至没事,也有人骂他,说他就该走人(言志皋宜放)。

    欺负人太甚,于是老实人终于发火了。

    王锡爵在的时候,平素说一不二,动辄训斥下属,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,谁也不敢多嘴骂他。到赵志皋这儿,平易近人,待人和气,却老是挨骂,老先生一气之下,也骂人了:

    “都是内阁首辅,势大权重的,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,势小权轻的,你们就争相攻击,博取名声!”

    骂归骂,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,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。赵老头也真是倒霉,在这紧要关头,偏偏又出了事。

    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,如果你还记得,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,双方谈判期间,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,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,说和平很有希望。

    他的领导,就是赵志皋。

    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,听了自然高兴,表示同意谈判。结果大家都知道了,所谓和平,全是沈惟敬、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,忽悠出来的。事情败露后,沈惟敬杀头,石星坐牢。

    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,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,总找软柿子捏,每次弹劾石星,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。赵大人气得直喘气,要辞职,皇帝又不许。到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赵大人再也撑不住了,索性回家养病休息,反正皇帝也不管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赵大人死在了家里,不知是病死,还是老死。但我知道,他确实很累,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,辞职都没有批下来,用今天的话说,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。

    赵志皋的日子过得艰难,张位相对好点,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,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,加上他是次辅,凡事没必要太出头,有赵首辅挡在前面,日子过得也可以。

    他唯一的问题,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,着力推荐了一个人,不但多次上疏保举,而且对其夸奖有加,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,必定能够声名远播,班师凯旋。

    这个人的名字,叫做杨镐。

    关于此人,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,从某个角度讲,他确实不负众望,虽然输了,还是输得声名远播,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。朝廷随即开始追究责任,大臣们开骂,骂得张位受不了,就上疏皇帝,说:

    “大家都在骂我(群言交攻),但我是忠于国家的,且毫无愧疚,希望皇上体察(惟上矜察)。”

    皇帝说:

    “杨镐这个人,就是你暗中密奏,推荐给我的(密揭屡荐)!我信了你,才会委派他做统帅,现在败仗打了,国威受损,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(犹云无愧)?!”

    到这个份儿上,估计也没啥说的了,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,就被皇帝免职,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。

    估计是受刺激太大,张大人回家不久后就死了。

    至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,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,就此踏上这个舞台。

    七年前,王锡爵辞职,朝廷推举阁臣,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,但有一点必须说明:当时,顾先生推荐的,并非王家屏一人,而是七个。

    这七个人中,王家屏排第一,可是万历不买账,把顾宪成赶回了家。然而事实上,对顾先生的眼光,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,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。

    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。

    沈一贯,字肩吾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。算起来,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,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,当了庶吉士,后来又去翰林院,给皇帝讲过课。和之前几位类似,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,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,是比较搞笑的。

    事情经过是这样的,有一天,沈教官给皇帝讲课,说着说着,突然发了个感慨,说自古以来,皇帝托孤,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,如果找不到这种人,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,亲历亲为。

    要知道,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,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,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,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,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,从未受到重用。

    相对于直言上疏、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,我只能说,其实沈一贯不是故意的。

    张居正死后,沈一贯才出头,历任吏部左侍郎、翰林院侍读学士,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。

    此人平素为人低调,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,然而,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。

    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,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,两人势不两立。

    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,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,是十分可怕的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,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。

    很快,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,具体表现为,大家都欺负赵志皋,他不欺负。

    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,无论大小官员,从他身边过,都禁不住要捏一把,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,只有沈一贯(事皋甚恭)。

    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,绝非尊重老人,而是尊重领导,因为排第二的张位、排第三的陈于陛,他都很尊敬。

    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,在此后的七年之中,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,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,都没他什么事。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,据说还收了钱,可是杨镐事发,张位被弹劾免职,他竟安然无恙。

    到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死的死了,退的退了,只剩沈一贯,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。

    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,沈先生游刃有余,左推右挡,皇帝信任,大臣也给面子,地位相当稳固。然而在历史上,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,究其原因,就是他太过滑头。

    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,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,国家那么多事,总得找一个负责的,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,能躲就躲能逃就逃,实在不太地道。

    而当时朝廷的局势,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皇长子十九岁,虽然出阁读书,却依然不是太子。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,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,一般人家请个老师,都要小心伺候,从不拖欠教师工资,万历却连饭都不管,讲官去教他儿子,还得自己带饭,实在太不像话。

    相对而言,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,要什么有什么,备受万历宠爱,娇生惯养,啥苦都没吃过,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。

    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,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,丝毫不知收敛,极为嚣张,可谓是人见人恨。久而久之,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,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。

    问题越来越严重,舆论越来越激烈。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,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。要知道,大臣们不闹事,不代表不敢闹事,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,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。

    然而动乱没有爆发,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、王锡爵、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,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,竟然被解决了。

    而解决它的,就是为人极不地道、一贯滑头的沈一贯。

    说起来,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八月,沈一贯向皇帝上疏,要求册立太子。其大致内容是,皇长子年纪大了,应该册立太子,正式成婚,到时有了孙子,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。

    无论怎么看,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,立意不新颖,文采很一般,按照以往的惯例,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,再拉出去当柴火烧。

    可惊喜总是存在的,就在第二天,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:

    “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!”

    沈一贯当时就蒙了。

    这绝对不可能。

    争了近二十年,无数猛人因此落马,无数官员丢官发配,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,却死不松口。

    然而现在,一切都解决了。

    事实摆在眼前,即日册立太子,非常清晰,非常明显。

    沈一贯欣喜若狂,他随即派人出去,通报了这一消息,于是举朝轰动了,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,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。

    “争国本”就此落下帷幕。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,共逼退首辅四人,部级官员十余人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,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,闹腾得乌烟瘴气,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。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,它会有解决的一天。

    然而这件事情,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,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,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,荣登太子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民间疾苦甚,大婚耗费多

    1601年,苦熬了十九年的皇长子终于册封太子,户部也奉诏筹备皇太子大婚。要说朱常洛虽然在政治上未曾展露过什么手脚,但是毕竟是皇长子。万历当年成婚,费银十七万两,也是个天文数字,但比起自己的儿子来实在花费得少了很多。四月,贵州旱情严重,米价爆涨,民众恐慌。皇太子筹备大婚,计费银二百二十一万两,其中珠宝占一百八十万两。太仓银库时余银一千九百两,户部因此上书,万历批示:“大典所用无数,实非得以不得缺误”。五月,民间烹子为食。

    但此事之中,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:为什么那封上疏,能够破解这个残局?

    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但我想了。

    万历并不愚蠢,事实上,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,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,没有精神病史,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,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——立皇三子。

   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,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、折腾,却坚持不懈的企图?

    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,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,我得出的结论是: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    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,这是毫无疑问的,但疑问在于,他知道希望很渺茫,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,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,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?

    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,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。

    十几年来,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。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。

    我曾经分析过,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,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,必须有一个理由,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,而这个答案只能是:立嫡不立长。

    只有立嫡子,才能压过长子,并堵住所有人的嘴。

    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,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?

    事实上,是可能的,只要满足一个条件——郑贵妃当皇后。

    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,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,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    可是皇后只有一个,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,只能靠等,等到王皇后死掉,或是等时机成熟,把她废掉,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。

    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,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,这一年万历驾崩),差点比万历活得还长。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,又深得太后的喜爱,要废掉她,实在没有借口。

    第一件事是等皇后,第二件事是等大臣。

    这事就更没谱了,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,发配一批人,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,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。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,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,反而很高兴。要知道,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,那是光荣,知名度噌噌地往上涨,值大发了。

    所以他越严厉,越有人往上冲,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,最好暴跳如雷,这样名声会更大,效果会更好。

    而首辅那边,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,无奈都是些老油条,帮帮忙是可以的,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。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,搞了三王并封,半路人家想明白了,又跑掉了。

    至于王家屏那类人,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。十几年磨下来,人换了不少,朝廷越来越闹,皇后身体越来越好,万历同志焦头烂额,开始重新权衡利弊。

    我相信,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,有一件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    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,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(1586)之后。

    有一天,李太后和万历谈话,说起了皇长子,太后问: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?

    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:他是宫女的儿子。

    太后大怒:你也是宫女的儿子!

    这就是活该了,万历整天忙里忙外,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,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,当年也就是个宫女,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,万历才当上了皇帝。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,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?

    万历当即冷汗直冒,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,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。

    这件事情,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    皇后没指望,老太太反对,大臣不买账,说众叛亲离,丝毫也不过分。万历开始意识到,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,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。

    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,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抉择。

    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,以及利益的平衡。

    这是一条真理。

    就这样,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,不仅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,成为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,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。

    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,不作贡献,那也是不对的,事实上,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
    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,万历反悔了,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,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边风,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,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。

    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,因为沈一贯封还了。

    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,终于硬了一回,他把圣旨退了回去,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:

    “万死不敢奉诏!”

    沈一贯的态度,深深地震慑了万历,他意识到,自己已经无路可退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十月,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“争国本”事件正式结束。

    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,然而他的母亲,那位恭妃,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。

    按说儿子当上太子,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,可万历压根儿就没提这件事,一直压着,直到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朱常洛的儿子出世,恭妃才被封为皇贵妃。

    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,郑贵妃有排场,有派头,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,连儿子来看他,都要请示皇帝,经批准才能见面。

    但几十年来,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,直到万历三十九年(1611)的那一天。

    她已经病入膏肓,不久于人世,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,当那扇大门洞开时,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。

    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,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,从宫女到贵妃,再到未来的太后(死后追封)。

    但是同时,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,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,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,既无恩宠,也无厚待,生不如死。

    争国本事件始末

    然而她并不落寞,也无悔恨。

    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,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。

    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,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,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作为一个母亲,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,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,终于平安成人,这就足够了。

    所以,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,她拉着儿子的衣角,微笑着说:

    “儿长大如此,我死何恨。”

    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,因为感情,是无法翻译的。

    还有,其实这句话,她是哭着说的,但我认为,当时的她,很高兴。

    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,虽然她死后,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,竟然不予厚葬,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,才得到了一个谥号。

    虽然她这一生,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,但她已然知足。

    在这个世界上,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,只有母爱,是为了分离。

    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,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,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。

    妖书

    朱常洛是个可怜人,具体表现为出身低,从小不受人待见。身为皇子,别说胎教,连幼儿园都没上过,直到十二岁才读书,算半个失学儿童。身为长子,却一直位置不稳,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,才正式册立为太子。

    读书的时候,老师不管饭,册立的时候,仪式都从简,混到这个份儿上,怎个惨字了得。

    他还是个老实人,平时很少说话,也不闹事,待人也和气,很够意思,但凡对他好的,他都报恩。比如董其昌先生,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,但人品极坏,平日欺男霸女,鱼肉百姓,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。但就是这么个人,因为教过他几天,辞官后还特地召回,给予优厚待遇。

    更为难得的是,对他不好的,他也不记仇。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,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,不但多事,而且闹事,屡次跟他为难。朱常洛却不以为意,还多次替其开脱。

   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

    但历史无数次证明,在皇权斗争中,好人最后的结局,就是废人。

    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,终于当上太子,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,只要万历一天不死,朱常洛一天不登基,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,直至将他彻底毁灭。

    现实生活不是电影,坏人总是赢,好人经常输,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,应该算是稳输不赢。

    可是这一次,是个例外。

    事实证明,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,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,两年后,麻烦就来了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,大到国家动荡,皇帝惊恐,太子不安,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。

    但有趣的是,惹出麻烦的,既不是朱常洛,也不是郑贵妃,更不是万历,事实上,幕后黑手到底是谁,直至今日,也无人知晓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一年(1603)十一月,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,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,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,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,识字不识字的都去看,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上下人人皆知,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,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,传播速度可谓惊人。

    之所以如此轰动,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,实在是太过火爆。

    此文名叫《续忧危议》,全篇仅几百字,但在历史上,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——“妖书”。

    在这份妖书中,没有议论,没有叙述,只有两个人的对话,一个人问,一个人答。问话者的姓名不详,而回答的那个人,叫做郑福成。这个名字,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画家董其昌的“辉煌”往事

    董其昌的好色在当时就已经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了。这位老爷子六十岁上,看中了佃户的女儿绿英,他的儿子竟然率众强抢绿英做自己的小妈。后来这件事情激起民愤,数度闹上公堂,竟然引得群众自发地抄了董其昌的家,还有人出了本册子,叫《民抄董宦事实》,里面评价董其昌“当问其字非颠米,画非痴黄,文章非司马宗门,翰非欧阳班辈,何得侥小人之幸,以滥门名”,董家经此一抄,“四宅焚如,家资若扫”,直可谓风流史上一大笑话耳!

    文章一开始,是两个人在谈事,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,郑福成当即反驳,说目前形势危急,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,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,情非得已,很快就会改立福王。

    这在当年,就算是反动传单了,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,也很有技术含量,郑贵妃、福王、成功三合一,可谓言简意赅。

    之所以被称为妖书,只说说皇帝、太子,似乎还不合格,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,也一起下了水。

    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,沈一贯是首辅,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。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,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,并让他们友情客串,台词如下:

    问: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?

    郑福成答:你看他用朱赓,就明白了,朝中有这么多人,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,因为他姓朱,名赓,赓者,更也,真正的意思,就是改日更立啊(佩服,佩服)。

    这是整朱赓,还有沈一贯同志:

    问: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?

    郑福成答: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,向来是有福独享,有难不当,是不会出头的。

    闹到这个份儿上,作者还不甘心,要把妖书进行到底,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,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,是大乱之源。

    更为搞笑的是,这篇妖书的结尾,竟然还有作者署名!

    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,四川道御史乔应甲。

    这充分说明,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,临了还要耍人一把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,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,项应祥撰(相当于原著),乔应甲书(相当于执笔)。

    这玩意儿一出来,大家都蒙了。沈一贯当即上书,表示自己非常愤怒,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,与他当面对质,同时他还要求辞官,以示清白以及抗议。

    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,表示与此事无关,并要求辞职。

    最倒霉的人是朱赓,或许是有人恶搞他,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。

    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,吓得不行,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,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,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,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,也没啥别的追求,现在竟然被人诬陷,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。

    朝廷一片混乱,太子也吓得不行,他刚消停两年,就出这么个事,闹不好又得下去,整日坐卧不安,担惊受怕。

    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,虽然愤怒,倒不怎么慌,先找太子去聊天,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,好好在家读书,别出门。

    然后再发布谕令,安抚大臣,表示相信大家,不批准辞职,一个都别走。

    稳定情绪后,就该破案了,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,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,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,成立专案组,没日没夜地查,翻天覆地地查。

    万历原本以为,来这么几手,就能控制局势,然而这场风暴,却似乎越来越猛烈。

    首先是太子,这位兄弟原本胆小,这下更是不得了,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,唯恐出事。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,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,千夫所指,舆论压力太大,每日只能以泪洗面,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。

    内阁也不得消停。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,都不敢去上班,待在家里避风头。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,经常累得半死。大臣们也怕,因为所有人都知道,平时争个官位,抢个待遇的没啥,这个热闹却凑不得,虽说皇帝大人发话,安抚大家不让辞职,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,不准你走,到时候来个一锅端,那就麻烦大了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,从上到下,一片人心惶惶。很多人都认定,在这件事情的背后,有很深的政治背景。

    确实如此。

    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,至今仍无答案,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,真相却依稀可辨。

    可以肯定的是,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,因为她虽然蠢,也想闹事,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,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受罪。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,以他的性格,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、求神拜佛了。

    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,也不是太子,但可以肯定的是,作案者,必定是受益者。

    在当时的朝廷中,受益者不外乎两种,一种是精神受益者,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,路见不平也不吼,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,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。

    这类人比较多,范围很大,也没法子查。

    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。就当时的朝局而言,嫌疑人很少——只有两个。

    这两个人,一个是沈一贯,另一个是沈鲤。

    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,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,也不算夸张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,觉得内阁人太少,决定挑两个跑腿的,一个是朱赓,另一个是沈鲤。

    朱赓是个老实人,高高兴兴地上班了。沈鲤却不买账,推辞了很多次,就是不来。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,也就没提这事。

    可两年之后,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。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,沈鲤不是不想入阁,而是不买他的账,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,名望高,还给皇帝讲过课,关系很好,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。

    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,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,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。

    而现在妖书案发,内阁三个人,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,毫无疑问,沈鲤是有嫌疑的。

    这是我的看法,也是沈一贯的看法。

    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,稳定情绪之后,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
    他随即恢复工作,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,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,明目张胆地对沈鲤的亲信——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,把他的老乡、朋友、下属、仆人全都拉去审问。

    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,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:

    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,那么应该反击,这叫报复;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,那么也应该反击,这叫栽赃。

    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,斗争愈演愈烈,沈鲤的亲信被清算,他本人也未能幸免。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,也不进去,也不闹事,就是不走,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,十分狼狈。

    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,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。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,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,让他们不要乱来,后来连万历都来了,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。

    沈一贯碰了钉子,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,死拼是不行的,他随即转换策略,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——抓住作案人,不怕黑不了你。

    可是破案谈何容易,妖书满街都是,传抄者无数,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。十一月十日案发,查到二十日,依然毫无进展。

    东厂太监陈矩、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,如果还不破案,这官就算当到头了。

    二十一日,案件告破。

    应该说,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,案发莫名其妙不说,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。二十一日这天,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,后又有群众举报,锦衣卫出动,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:皦生光。

    皦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?

    答案是——什么人都不是。

    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,也不是沈一贯的人,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,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。

    真凶到案,却没有人心大快,恰恰相反,刚刚抓到他的时候,朝廷一片哗然,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,抓不到人了,弄这么个人来背黑锅。

    这种猜测很有道理,因为那封妖书,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。

    那年头,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,把肚子混饱就行,谁当太子鬼才关心,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,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,地方官都未必知道,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?

    但细细一查,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。

    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,还兼职干过诈骗。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,帮人写文章,里面总要带点忌讳,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,就是加点政治谣言,等人家用了,再上门勒索,说你要不给钱,我就跑去报官云云。

    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,秀才也被革了,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,最近才又潜回北京。

    可即便如此,也没啥大不了,归根结底,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儿,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,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。

    郑国泰,是郑贵妃的弟弟。

    一个穷秀才,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?

    按照锦衣卫的笔录,事情大致是这样的: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,要找人写文章,偏偏这人不知底细,找到了皦生光,秀才自然不客气,发挥特长,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。一来二去,东西送进去了。

    一般说来,以郑国泰的背景,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,可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,胆贼大,竟然找上了门,要郑大人给钱。至于此事的结局,说法就不同了,有的说郑国泰把生光打了一顿,赶出了门,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,给钱私了。

    但无论如何,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,有了这么个说法,事情就好办了。侦查工作随即开始,首先是搜查,家里翻个底朝天,虽说没找到妖书,但发现了一批文稿,据笔迹核对(司法学名:文检),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(注意,是相似)。

    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,以秀才平日的言行,好话自然没有,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,还进过号子,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:有罪。

    案子虽然定了,但事情还没结,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,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,即便判了死罪,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,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。

    所以万历下令,鉴于案情重大,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。

    之前提过,三法司,即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:大理寺、都察院、刑部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、监察部、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。

    三法司会审,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,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,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,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,把每个人都搞定,比较难而已。例如当年的严世藩,人缘广,关系硬,都察院、大理寺都有人,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,最后还是没躲过去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妖书案前传

    山西按察使吕坤编著过一册类似《烈女传》的书,里面有图有字,万历曾送给郑贵妃打发无聊时间,而郑贵妃看图之余还往里面加了十二个人物(包括她自己),然后交给她父亲重新刻版发行。这一来麻烦就大了,言官见了此书便开始弹劾,说吕坤等人著此书就是为了谄媚贵妃郑氏,以邀圣宠。据此,万历十八年,民间出了一篇跋文,名《忧危议》,隐晦地指向郑贵妃和三皇子“意图不轨”。两位与弹劾相关的朝臣因此此流落边疆之地。而此次的妖书,正是这篇《忧危议》的续。群众疯狂传阅,对朝政造成重大影响,东西两厂及锦衣卫昼夜不停地抓捕审讯,直到生光问斩。

    三司会审

    相比而言,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,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,也就不错了,结案只是时间问题。

    可是这起案件,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一到三法司,皦秀才就不认账了,虽说之前他曾招供,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,故意写妖书报复,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。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,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,政策攻心,除了打就是打,口供是怎么来的,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现在进了三法司,看见来了文明人,不打了,自然就翻了案。

    更麻烦的是,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。

    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,心有不甘,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,上疏皇帝,说证词空泛,不可轻信,看那意思,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。

    所以在审讯前,他们找到了萧大亨,准备做手脚。

    萧大亨,时任刑部尚书,是沈一贯的亲信,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,在审讯时故意诱供,让秀才说出幕后主使。

    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,问来问去就一句话:

    “无人主使!”

    萧大亨没办法,毕竟是三法司会审,搞得太明显也不好,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、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,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。字条大意是,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、沈鲤身上推。

    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,看后却大声地反问领导:

    “案情不出自犯人口里,却要出自袖中吗?!”

    萧大亨狼狈不堪,再也不敢掺和这事。

    沈鲤这边也没闲着,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,早有防备:你有刑部帮忙,我有都察院撑腰。一声令下,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,四下活动,灭火降温,准备冷处理此事。

    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,竟然在审案时,众目睽睽之下,对秀才大声疾呼:

    “别牵连那么多人了,你就认了吧。”

    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,大家都是哭笑不得,要结案,结不了,不结案,又没个交代,皇帝、太子、贵妃、内阁,谁都不能得罪,万一哪天秀才吃错了药,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,那真是哭都没眼泪。

    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,可急也没用,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。

    比如有位审案御史,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,他已经确定,此案一定是秀才干的。

    大家十分兴奋,认定他有内部消息,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

    御史答:

    “昨天晚上我做梦,观音菩萨告诉我,这事就是他干的。”

    当即笑倒一片。

    没办法,就只能慢慢磨,开审休审,休审开审,周而复始。终于有一天,事情解决了。

    皦生光也受不了了,天天审问,天天用刑,天天折腾,还不如死了好,所以他招供了:

    “是我干的,你们拿我去结案吧。”

    世界清净了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二年(1604)四月,皦生光被押赴刑场,凌迟处死。

    妖书案就此结束,虽说闹得天翻地覆,疑点重重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:皦生光很冤枉。

    因为别的且不谈,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,就秀才这点见识,别说认识,名字都记不全。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,手真狠,心真黑。

    妖书何人所写,目的何在,没人知道,似乎也没人想知道。

    因为有些时候,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。

    妖书案是结了,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。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,气得不行,铆足了劲要收拾沈鲤,挖坑、上告、弹劾轮番上阵。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,怎么搞都没倒。反倒是沈一贯,由于闹得太过,加上树大招风,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。骂他的人越来越多,后来竟然成了时尚(弹劾日众)。

    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,只好回家躲起来,想要避避风头。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,三年之间,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,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天灾不断的万历三十二年

    万历三十二年真是多事之年。十一月,福建泉州等地地震,开元寺东镇国塔第一层尖石坠落,第二第三层扶栏震碎。城内外房屋倒塌一片,到处都是残垣断壁、翻车覆舟。有些地区的余震直到正月初六才停。地震时,声如雷吼,地表裂开,地下水涌出,整夜都有强烈的震感。沙县南门外还出现直径十五六米,深将近七米的天坑,不多时,天坑中就涌出了水和黑沙。有的地区不知是正巧落了一块陨石,还是附近山石崩塌,有块大石头竟然掉进了村子,冒了几天烟。周围各路州府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此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四百五十公里,最远有感距离约八百公里。震中烈度不详,震级(M)为八级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沈一贯请求辞职,得到批准。有意思的是,这位仁兄走之前,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:我走,沈鲤也要走。

    恨人恨到这个份儿上,也不容易。

    而更有意思的是,万历竟然答应了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,因为沈鲤很有能力,又是他的亲信。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,办事还算能干,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。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,动机就一个字——烦。

    自打登基以来,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,先被张居正压着,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等张居正一死,言官解放,吵架的来了,天天闹腾。到生了儿子,又开始争国本,堂堂皇帝,竟然被迫就范。

    现在太子也立了,某些人还不休息,跟着搞什么妖书案,打算浑水摸鱼。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,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,太过可恶。

    既然如此,你们就都滚吧,有多远滚多远,让老子清净点!

    沈一贯和沈鲤走了,内阁只剩下了朱赓。

    这一年,朱赓七十二岁。

    朱赓很可怜,他不但年纪大,而且老实,老实到他上任三天,就有言官上书骂他,首辅大人心态很好,统统不理。

    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,他不理大臣,皇帝也不理他。

    内阁人少,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,实在扛不住,所以朱赓多次上书,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。

    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,全都石沉大海。到后来,朱大人忍不住了,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,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,等了半天,却还是吃了闭门羹。

    换在以前,皇帝虽然不上朝,但大臣还是要见的,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,这样才能控制朝局。比如嘉靖,几十年不上朝,但没事就找严嵩、徐阶聊天,后来索性做了邻居,住到了一起(西苑)。

    但万历不同,他似乎是不想干了。在他看来,内阁一个人不要紧,没有人也不要紧,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,也还活着嘛,能用就用,累死了再说。没事就别见了,也不急这几天,会有人的,会见面的,再等等吧。

    就这样,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,一个人苦苦支撑,足足等了一年,既没见到助手,也没见过皇帝。

    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,上书国政,皇帝不理,上书辞职,皇帝也不理。到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朱赓忍无可忍,上书说自己有病,竟然就这么走了。

    皇帝还是不理。

    终于走光了。

    内阁没人待,首辅没人干,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,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——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

    自明代开国以来,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,既无宰相,也无内阁,时隔多年,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。

    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,万历很是沉得住气,没人就没人,日子还不是照样过?

    但很快,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。

    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,而且内阁有票拟权,所有的国家大事,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,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。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,国家也过得去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逗你玩

    明神宗怠于朝政,却勇于敛财。为充实自己的小金库,他下令征收矿税,致使民怨沸腾。万历三十年二月,神宗突然病如山倒,命悬一线,便急召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:“矿税一事,是我考虑到三殿、二宫的修建工程尚未结束,故而采取的权宜之计。现在可将其与江南织造、江西陶器一并停办。”沈一贯遂连夜拟出谕旨。消息传开,百官无不期盼早日施行。谁知第二天神宗的病情居然好转,对发布的谕旨十分后悔,竟派二十多名太监找到沈一贯,将其强行索回。司礼监太监王义看不下去了,大喊“君无戏言”!神宗大怒,竟扬言要手刃王义,被劝阻。后来王义见到沈一贯,就朝他吐口水:“你稍一强硬,矿税不就废了,怕什么呢?”沈一贯大窘——没办法,皇上耍流氓,神仙也挡不住啊。

    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,原因在于他是劳模,什么都能干,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,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,那就是白日做梦。

    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,这么下去,眼看就要破产清盘,万历也急了,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。

    几番周折后,于慎行、叶向高、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,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。

    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,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,准备留给一个熟人。

    机密信件

    这个人就是王锡爵,虽说已经告老还乡,但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,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,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所以他派出专人,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,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王锡爵不出山。

    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,加上都七十四岁了,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,但毕竟是多年战友,还教过人家,所以,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。

    万历的问题是,言官太过凶悍,应该如何应付。

    王锡爵的回答是,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(一概留中),就当是鸟叫(禽鸟之音)!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皇上你变了

    万历二十五年二月,南京刑部右侍郎谢杰上疏,批评神宗“十不如初”:一为孝亲不如初,孝安庄皇后下葬,居然请病假,遣官代行;二为尊祖不如初,每次祭拜祖宗,皆遣官代往;三为好学不如初,讲席、讲官都成了摆设;四为勤政不如初,身居大内,多年不出;五为敬天不如初,很少祭祀;六为爱民不如初,派矿监税使四处开矿抽税;七为节用不如初,超额支用;八为纳言不如初,奏疏留中不发,一言不顺就大加斥逐;九为亲亲不如初,对王府之事漠不关心;十为用贤不如初,大僚推而不用,庶官缺而不补。不料,这篇猛文呈上去之后,却并没激起任何浪花。神宗用实际行动支持了谢杰的慧眼观察,将其留中不发,权当是听鸟叫了。

    我觉得,这句话十分中肯。

    此外,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,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,为万历提供了借鉴。

    然后,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,派人送给万历。

    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,其内容如果被曝光,后果难以预料。

    所以王锡爵很小心,不敢找邮局,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,并反复嘱托,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,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,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曝光的教训。

    但他做梦也没想到,这一次,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。

    话说回来,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,拿到信后立即出发,日夜兼程赶路,一路平安,直到遇见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,准备停下来歇脚,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,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。

    这个人的名字,叫做李三才。

    李三才,字道甫,陕西临潼人,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,凤阳巡抚。

    这个名字,今天走到街上,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,但在当年,却是天下皆知。

    关于此人的来历,只讲一点就够了:

    二十年后,魏忠贤上台时,编了一本《东林点将录》,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,以实力排序,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,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,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。

    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,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,到了李大人的地头,就去找他叙旧。

    两人久别重逢,聊着聊着,自然是要吃饭,吃着吃着,自然是要喝酒,喝着喝着,自然是要喝醉。

    送信人心情很好,聊得开心,多喝了几杯,喝醉了。

    李三才没有醉,事实上,他非常清醒,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个箱子。

    在安置了送信人后,他打开了那个箱子,因为他知道,里面必定有封密信。

    得知信中内容之后,李三才大吃一惊,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竑不同,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,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。

    手握着这封密信,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,终于决定:篡改此信件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,篡改信件,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    所谓篡改,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,再重新放进盒子里,让这人送过去,神不知鬼不觉。

    可是再一细看,他就开始感叹: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。

    古代没有加密电报,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,往往信上设有暗号,两方约定,要么多写几个字,要么留下印记,以防被人调包。

    李三才手中拿着的,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,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,而是他发现,此信的写作者,是王时敏。

    王时敏,是王锡爵的孙子,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,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——著名书法家。

    这是真没法了,明天人家就走了,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,就自己这笔字,学都没法学,短短一夜时间,又练不出来。

    无奈之下,他只好退而求其次,抄录了信件全文,并把信件放了回去。

    第二天,送信人走了,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。

    当万历收到此信时,绝不会想到,在他之前,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,而其中之一,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。

    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,大体说来,有几个疑点:

    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,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,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,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?

    这些问题,我可以回答。

    送信人去找李三才,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,就是王锡爵。

    非但如此,王锡爵还曾对人说,他最喜欢的学生,就是李三才。两人关系非常好,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,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。

    作为凤阳巡抚,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,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,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,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,找王锡爵干什么,他都一清二楚,唯一不清楚的,就是王锡爵的答复。

    最关键的问题来了,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,还算他的亲信,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,痛下杀手呢?

    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,有一个人,比王锡爵更加重要,为了这个人,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。

    万历二年(1574),李三才考中了进士,经过初期培训,他分到户部,当上了主事。几年之后,另一个人考中进士,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,这个人叫顾宪成。

    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,史书上没有写,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惊奇地发现,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,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。

    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,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那些日子里,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、君子之交,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大师是培养出来的

    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和父亲王衡都曾中过榜眼,王锡爵一生酷爱古玩书画,家中藏品很多,远近闻名,王衡也精通书画之道,颇有才名。王时敏生在这样一个名门世家,再加上他又是两世单传的独子,自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。为了让他学习书画,家里为其创造了极其优越的学习环境:在师资上,王锡爵聘请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师,手把手地教他学画;在资金上,只要是喜欢的书画名迹,不论价格,一概买下,以便学习……当然这些都是外因,王时敏自己也很努力,他经常将自己关到屋里,长时间盯着墙上的字画揣摩,一旦有点滴感悟,便绕床大叫,雀跃不已。最后王时敏终成一代大家,开创娄东画派,被誉为清初书画界的“正宗”。

    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,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,他出卖王老师,只是因为一个目的——利益。

    而只要分析一下,就能发现,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。

    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,实则复杂,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,可谓凶险重重,杀机无限。

    李廷机倒还好说,这个人性格软弱,属于和平派,谁也不得罪,谁也不答理,基本可以忽略。

    于慎行就不同了,这人是朱赓推荐的,算是朱赓的人,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,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,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,朱赓不是自己人。

    剩下的叶向高,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,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,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,此人虽不是东林党,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是个合格的地下党。

    这么一摆,你就明白了,内阁三个人,一个好欺负,两个搞对立,遇到事情,必定会僵持不下。

    僵持还算凑合,可要是王锡爵来了,和于慎行团结作战,东林党就没戏了。

    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,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,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,所以最好的办法,就是打开那封信,看个究竟。

    在那封信中,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,却看到了毫无保留地支持,为免除后患,他决定篡改。

    然而由于写字太差,没法改,但也不能就此拉倒。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,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,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。

    因为在信中,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,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。鸟人折腾事,是从来不遗余力的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,舆论大哗,言官们奋笔疾书,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,言辞极其愤怒。怎么个愤怒法,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

    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,内容就不说了,单看名字,就很能提神醒脑——

    三人内阁

    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。

    如此重压之下,王锡爵没有办法,只好在家静养,从此不问朝政。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,他见都不见,连回信都不写,估计是真的怕了。

    事情的发展,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。

    王锡爵走了,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,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。这位兄弟不负众望,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,回家休养,谁叫也没用,基本算是罢工了。

    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,刚上任一年就死了。就这样,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,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。

    对手被铲除了,这是最好的结局。

    必须说明的是,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,并不是猜测,因为在翻阅史料中,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。

    在文章中,有这样几句话:

    “木偶兰溪、四明、婴儿山阴、新建而已,乃在遏娄江之出耳。”

    “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,全赖娄江之不果出……密揭传自漕抚也,岂非社稷第一功哉?”

    我看过之后,顿感毛骨悚然。

    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,却不太容易看懂,要看懂这句话,必须解开几个密码。

    第一句话中,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,关键在于新建、兰溪、四明、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。

    这五个词,是五个地名,而在这里,则是暗指五个人。

    新建,是指张位(新建人)、兰溪,是指赵志皋(兰溪人)、四明,是指沈一贯(四明人),山阴,是指朱赓(山阴人)。

    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,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,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!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

    李廷机为官清廉,作风正派,十分低调,但他刚一入内阁,朝廷上下就争相告他的黑状。李廷机脸皮薄,刚干了九个月就扛不住了,毅然决定辞职。他把一家老小打发回老家,将房子捐给了穷人,自己则独自跑到庙里凑合住了下来,然后他就开始写辞职信。一连数封辞呈交上去,皇帝没反应,他并不气馁,又连发多封,皇帝依然没反应,他便告诉自己要忍耐。继续写,皇帝依然淡定,李廷机却抓狂了!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,李廷机就窝在小庙里,隔一段时间就写封辞呈碰碰运气,谁知非但没得到皇帝的批复,反而得到了一顶“庙祝阁老”的光荣称号。终于,在写到第一百二十三封后,李廷机彻底崩溃,冒着杀头的危险,愤然炒了皇帝的鱿鱼,跑回老家哄孩子玩去了。对此,皇帝依然没反应……

    而后半句中的娄江,是指王锡爵(娄江人)。

    连接起来,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:

    赵志皋、沈一贯、张位、朱赓都不要紧,最为紧要的,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!

    顾宪成,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,而赵、张、沈、朱四人中,除张位外,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,首辅者,宰相也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!

    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,却在自己的文章中,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,称为木偶、婴儿。

    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,他绝非单纯发泄,而是确有把握,似乎在他看来,除了王锡爵外,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。

    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,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
    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:福清和漕抚。

    福清所指的,就是叶向高,而漕抚,则是李三才。

    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,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,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,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:

    “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,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……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,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!”

    没有王法了。

    一个平民,没有任何职务,远离京城上千里,但他说,内阁大臣都是木偶、婴儿。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,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。

    纵观二十四史,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,没有见过。

    但现在我知道了,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,在无休止地争斗和吵闹里,一股暗流正在涌动,在沉默中集结,慢慢地伸出手,操纵所有的一切。